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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同学蒋一仁
2023-10-29 · 26099 字 · 阿忠
小学同学蒋一仁
人有类聚，物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人的成长有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中天时的作用，它往往还摆在了第一位。我住在上大垄长沙北站铁路职工宿舍，所属市的北区；早期在本地还算好的，是大单位的正式职工住的红砖房子，横三栋直三栋，三三得九栋排成个正方形，一栋八户人家，共有七十二户人家。1958年建造的，这种房子在当时算是好房子了，父亲是长沙北站的正式职工，资格可能还算好，进车站单位的时间早，是武汉铁路局转过来，参加了早期建设长沙铁路分局。不然那好房子还难得住进去的。资格工龄差的许多职工还是住在那周边形状不一的各种样式的房子里。即便如此，天时条件这还是不尽人意，因为这里多是职工工人，装卸工，调度车辆调车工，搬运工等，素质较低，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好些人都是那1958年前后，搞文化扫盲运动使那时的工人学习认字，能看书读报了。我父亲小时度过两年小学，他算是有点文化，他的工资比身边的同事高十多元，依稀记得好长时间是68元；邻居几个职工有的年纪还大些的，也只有50多元。母亲就是文盲，写自己的名字都很费力。
那时候铁路局叫作长沙铁路分局，分局的干部和管理人员住在城里面，在现在的袁家岭书店东面的二里牌，五一路的南边，现在铁路文化宫南边。那些人整体素质高些。后来好多年后，那些管理人员和1
干部的子女都出息些，混得好些；还是这个现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王八二混蛋。文化有传承，血统天资有遗传，人出生后这先天的差距是有的，得承认现实，但它可以通过后天奋斗来弥补，甚至可以后来居上，当然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多倍的努力。
找出差距，摆正位置，向下向后看可以不悲观，找到优势和优越感，可以树立信心，向上向前看，看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好迎头敢上去。现在人闲了，就爱琢磨这些事。现在生活算是可以的了，通过努力，避免些过失其实比现在的自己可以好很多。
蒋一仁，小学男同学。长得好，色肤白皙，五官端正，园方脸，比较壮实；眼睛大，总是忽善忽闪的，爱笑，额头大；将相额头堪走马，宰相肚里能走船；蒋就是这个将相额头。他如果能高长十几公分，就是个美少年，以后的帅呆满哥了。可以这样说，上帝除了少给他十几厘米的身高，其他的都可以了。因为他与生俱来有许多的好，好得让人们有点嫉妒，所以他必须长得矮点，就是这一点，被大家揪住不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蒋矮子”。个子矮你正常的对待，应该不是大问题，但太纠结会扩大对自己的影响。
小学同学中，男同学里面成绩明显靠前的男同学，周行思，蒋一仁，何进（其父亲何叶大吴老满的老师），易志华。还排几个可能排到我，我大概只能算稳稳的排在前十，男同学总共不到三十个，可见我智力不算蛮好的。
我也有优势，就是我的武功还可以，力气算比较大的，可以排到2
三，四名。郑子朋，猛。钟建德，劲大，也猛。刘广华劲大，韧劲足，冷静。我是不明显的怕他们，对于他们，我都敢应战，其结果胜负不大。小学时候男同学们喜欢打架玩，我也几乎和大家打了个遍。因为我具备一定的武功，虽然智力没有优势，这使我的性格一直定位在不自卑，不轻易服输，较有信心状态下。
在学习成绩方面，周行思，蒋一仁领先明显。行思数学好，太好，好到犯个大错误都是99分。（《光是聪明还不够》文章里专门讲了他）蒋一仁就是在行思偶尔99分时候可以胜他一次。语文分蒋一仁好点；语文分模糊些，变数大，没有满分的不好比。语文和数学的总分蒋一仁可能还要高些。人的遗传和天资是有差别的，我心里和大家一样佩服和羡慕他们两个的聪明。但他们后来的结局都不好，所以我想写他们。
中学在第十八中，湖南制药厂的西边，市区的北边。我们不同班，在隔壁班上，是三，四班；我们互为同学。看三，四就知道，比较早，是十八中建校的早期。
高中我和一仁都升了高中，进了长沙第十中学。本来不会读高中的，那时有四个面向，去当兵，进工厂，升高中，下农村。
这时候是1969年，文革时期。父亲被冤枉有历史问题，铁路内部拘留了半年。所以我去当兵，进工厂没有希望，当兵是最好的，要关系和门路的，革命派，造反派，当时得势的当权派的子女可以去，容易去。当时社会是流传“吃菜要吃包菜心，谈爱要谈解放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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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当兵，当兵回来的复原军人，都会安排好工作，担任干部。再后来这些复原军人和干部的子女还享受到了好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算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这只是刚过一代，那些人确实是得了好处和优势，造成了我们跟他们的差距。
大多数人可以进工厂，只是大工厂和小工厂，好工厂和不蛮好工厂有差别。马上可以赚钱生活独立，这也是不错的。当年我们都是十六岁的青年；这种前途我喜欢，向往。但我不行，因为父亲的原因，去当工人的把握不大。
一次在学校的篮球场篮球架子下面，我和班主任也是我的数学老师陈老师，我们坐在那休息嗮太阳。那时的老师都蛮好，也有点可怜。文革时期，他们是臭老九，有事冇事要抓了他们批判批判。学生规定要写大字报批判他们，好像是安排作业一样，老师安排和默许我们写大字报来批判自己。说好点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说难听点就是接受革命群众的改造。在老师面前，在我们的心里，其实还是尊重大多数老师，内心深处还是崇尚知识文化的。政治形式造成的那种现象，现在想来奇葩又荒唐，我们那时候懵懂得很，哪里知道是什么回事，要那样的做着违心的事。
我们批判老师多数的还是没有恶意，多半是走形式。所以正常情况下，老师好我们还是喜欢和接触老师。那天我和陈老师在篮球架子下，坐着嗮太阳休息，就会有那样的生活场面。老师是女的，年纪比较大，快要退休了。她温又善良，平易近人；我们可以轻松的跟她相4
处和谈话。那时候我即将初中毕业，她问我毕业后的志向是什么，是怎么样填表选择的。我把我的情况跟她讲了，虽然想参加工作进工厂，但父亲的问题，会影响我进不了，我因此在犹豫。她说：“你就填写读高中，你成绩还可以，任何时代和社会都还是需要知识文化的。”我似懂非懂，沉默的望着她。她加重语气继续说：“读书吧，还是读书好些”，一边说一边走开了。
这也好，这个选择没有什么竞争；已经是排在第三档次了，竞争也自然有大不了。
我进入1971------1973长沙第十中学读高中。记得和数学的老师和同学有：
老师语文蔡记球胡旭初、黄天柱老师化学欧阳语文老师，谭校长儿子，杨天柱，龙岳华、彭建华、陈基、瞿小沙、王军、黄伟天、冯毅，黄伟，胡小旭，周孟平
就这样我和蒋一仁都升学上了高中。他是什么情况我没有问过，但他父亲可能也有问题，他父亲文化蛮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过年写对联，搞政治运动写标语，我见过他父亲写的这些东西。他父亲是市供销社的干部，所以蒋一仁聪明有种些。他母亲是环卫处的清洁工，性格很好，温和慈祥，说话轻声细语的，与那种人打交道你会觉得很舒服。
我们长沙第十中学读高中，我在二班，一仁在三班。我们那栋楼有四个班。第十中学是老学校也是名学校，一个年纪只有四个班，规模偏小，后来扩招了两个班，五班和六班。
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升学读书的事人们不很追求。因为当时出初中就可以分配工作，可以赚钱拿工资养活自己，社会是工资差距也不大，三年学徒期满，工资就都差不多了。不到二十岁就谈爱，过两年就结婚，然后成家生子，一般人就这么过了。
我们这样升学，多读两年书，那时候是十年制教育，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倒霉的事情真的是落在了我们的头上。我们以前小学读六年，初中三年，搞中三年。所以老三届比我们书读得好，5
后来八十年代后期，落实文化政策，有些单位按文凭落实待遇，增加工资，就承认老三届的。我们这个高中奇葩些，听过的人可能还不多，什么都不算的。读出来以后还是那样四个面向，去当兵，进工厂，小农村；抽去了第三项升学。如果升学就好了，那就是大学了，那多好咯；但这是异想天开，甚至是想都不想，因为那时候到处停课，大学都冇招生了。学校也没有讲过读玩后可以升大学。这时候是1970年。大学教育的恢复是1978年前后的事情了，这时候我们都多半被分配到农村，修三线的大浪潮中；这时候工厂都很难得进了，进工厂这时候是特权人士享受了。国家已经很少征兵。几乎全部下农村，有的是全家被下农村，我们是被忽悠下农村，也是不得已下农村。说远了，以后再谈那些事。我还是说这蒋一仁。
蒋一仁的三班在我二班的隔壁，我办靠南边，他班靠北边，同在教学楼的二楼。
蒋一仁读书还是厉害，在这里。他们班上有黄伟天，黄伟和蒋一仁。听他们班上冯毅说过（冯毅后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读了大学，毕业后，出国去了英国，后又去了美国，现在定居美国。）；蒋一仁读书有蛮厉害，成绩总是那前几名。
1970那时期，读大学是从厂矿企业工人中间推荐表现好的年轻人去学习，年纪也不统一，可大可小。主要是要思想好，革命精神强，生产搞得好的工人同志。是不从高中直接升上去的。
我们那一拨人真是算倒霉的，小学毕业在1966.、1967、1968这6
三届；真是两头不靠，吊在空中被社会玩弄了好多年。直至1978年恢复高考，才可以高中升读大学了，走上了正规轨道。
在我国教育事业上，读大学这件事情上有个过渡期，或者说是读大学的一个补救机会，就是电视大学，和成人自学高考；早期抓住了机会读了电大和自学高考也还蛮有用。如果你读晚了，自然物不稀有何以为贵了。
文革这段时间我国大学的学生来源是工农兵学员，在部队，工厂和农村挑选单位上的红人，革命积极性高，生产任务好的人，通俗的讲就是群众关系好的人，经过领导或者群众推荐，有时候公平点就开会大家投票选举。这些被推选出来的人文化程度高低不同，最极端的就是农民学员。写“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农村青年就被批准上大学了。这是一部当时电影里讲的，被宣传和肯定。电影叫《春苗》，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好苗子。
我有个好朋友吴忠钟铎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性格好会做人，在哪里他都群众关系好。他父亲是个科级干部，他躲过了下农村的命运，他父亲有点职位有能力，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了长沙搪瓷厂，没有几年被推荐去了广州中山大学，学电子计算机专业。他这种待遇就像是我初中时候1970年毕业时候去当兵。还有特权和关系好的就进入国营企业或者中央企业。如长沙的汽车电器长，长沙钢铁长，七七零电子管厂等。
蒋一仁班上的那个冯毅也是被推荐出去的工农兵学员，他的父亲7
是个高级干部，冯毅本人也确实比较优秀，体育好，是学校运动会200米冠军。排球打得好，是学校排球队长。修长的个子，人长得帅气，器宇轩昂，在他面前你有这样的感觉，感觉他很优秀，你有点自愧不如，但他又和蔼可亲。工农兵学员这种选举方式是荒唐的，但在人性方面来讲，这些人群众关系好，有点人还是有魅力的。冯毅被推荐读了大学，毕业后又去了英国深造，后有去了美国，现在定居美国；他的确是个优秀全面的人。他不是因为成绩优秀而读的大学，这个重不重要，不好定论；这里只是客观的讲出来。吴钟铎也是一样，他是我的好朋友了，我了解他，善良有爱心，有正义感，也聪明灵泛。在哪里都是受人喜欢的人。如果他邪气人不正就说他有点狡猾了。我家庭条件差点，他家里父亲是科级干部，条件好些，他有一次把他没有穿坏的尼龙袜子给我，说他有多，看我穿的纱袜子是烂的，鞋子也烂旧，容易脚臭；是这种情况下给我的。他父亲的关系，他搞得到一些票证，有的是他父亲享受的待遇。他帮我买过军大衣，好鸭绒被，株洲点击厂产的电风扇。这些东西在那段物资短缺时期是要票证的，有票证买的不贵而且质量还蛮好。那时的东西虽然土点，功能少点，但质量还是好，因为那时没有假货。他父亲每个月有一条计划香烟，有时候他搞一，二包给我抽。我调皮些，小学六连级时候就学抽烟了，那第以包烟是“三门峡”牌，三毛三一包。抽得少，但抽得早。这与文革时期的打、砸、抢的坏风气有关，那时调皮的人，早熟的人，风行抽烟，我也就偷偷跟着学了。吴钟铎他自己是不抽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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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的好敢是因为我的一次打架。我们高中班，是个不错的班，其实是个干部子弟班，当时的优越性冇体现出来，我也没有在意，是现在回忆起来觉察到的。瞿小沙，王军的父亲是省卫生厅的厅长局长，陈基的父亲是人民医院的付院长，龙岳平的父亲是投诚军人高级干部等等。矮子王维父亲也是学校傍边医院的付院长。
铎铎对我的好敢来源于我的一次打架。班是那个瞿小沙的父亲是卫生厅高干，我班上家长里面管最大的，小沙很跋扈，很调皮捣蛋，上课搞乱，老师都不敢管他，那时候教师地位低，可能还真有点怕。一个省级厅长，离学校也不远，真要搞你一下，学校校长都有点吃不消的。瞿小沙喜欢搞恶作剧，常用纸做子弹的子弹枪大弱小的同学，尤其是大女同学，胆子小的还不敢做声，总是绕着他走。
有一次他用纸弹枪打我，是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坐中间，他坐最后排，他与他那个“帮凶”王军个子都高大，因此坐后排。他第一次没有打着我，我也知道，也不好反抗；心里在想只要打着了我，我就跟他干起来，他打我的原因我也知道的，我穿着土气些，他几次羞辱我笑我是菜农户的子弟，像“乡里人”。我也总是憋着气，还是有点怕，尤其是他傍边那个王军，与他“为虎作伥”搞惯了；那王军不凶恶，但耿讨厌，他是篮球队员，个子高大还壮实有劲，一般同学打架是搞他不赢的，他像个狗腿子，总是帮着护着瞿小沙，小沙有恃无恐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王军的父亲也是卫生厅的干部，但是瞿小沙父亲的下属，所以他是在讨好瞿小沙而帮助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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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课堂上第一枪没有打中我，接着马上第二枪来了，打在了我的后脖子上，我忽的感到炸痛。马上我跳了起来，向教室后排的瞿小沙奔去，抓住他扭打起来。课堂上顿时乱了。瞿小沙毫无歉意，也不放让跟我打做一团，我跟他势均力敌，他个子大点，我力气大点。他快要弱势的时候，这个王军来扯阴架了。他们两人把我按压在地上打，我那时候是拼了，也不怕他们。我抓住瞿小沙的衣脖，死也不放，用脚死命的蹬，蹬得他一会站着，一会儿倒下的，他们也没有沾到什么便宜；当然他们理亏，可能也不好死命的打我。后来老师和同学慢慢把我们拉开，才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
打架过后，我感觉他没有我力气大，后来我就不怕他了，甚至在单独两人的时候想跟他打。他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了。瞿小沙在班上是有点那高俅小时候的那种泼皮味道，班上同学都有点怕他，所以大家还是好感偏向我点，我总还是让小沙倒了点威风。这是年少懵懂事，不必心里去的。但我的反抗精神，不轻易服输的精神体现出来了；这可能是我本性明显的一次表现，这以后在其他的许多方面，我不轻易放弃。一有机会我就努力争取进步赶上，最后后发作的还是有一些收获。那次课堂上打架，我是被欺负的，我也不怕祸；算是有点男子汉气概。可能是基于这一点，铎铎欣赏我，我们那时候就好起来，喜欢上学放学一起走。铎铎人很不错，长跑校运动会第一名，他篮球打得好，也是校篮球队的。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打篮球的人都善于处理10
人事关系，我们后来那个厂长王明喜也是篮球打得好。这有点道理，经常在激烈的争斗中，处理发生的矛盾，这肯定磨炼人的。后来我和铎铎关系一直很好，成为至交。我当然很喜欢他，感谢他对我的一些关爱。
陈基，龙岳华，杨天柱，彭建华，廖杰，王维高中同学有些印象的，其他的都忘记了。
1973年初，高中毕业了，当年5月份，被分配去三线修战备铁路，修资柳线。走时候在火车北站大会堂开了欢送会，说我们的任务光荣，修完铁路回长后，会安排工作。这点我们很感到欣慰，所以去的时候还比较高兴和愿意。因为其他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学生大多数是下农村，插队落户做知识青年。不管人们多么愚昧，不管当时宣传的多么好听，去农村都还是不愿意去的。
我们是铁路职工子弟，整个长沙铁路分局的子弟有有150多人，凑成一个连队，我们番号是长沙分指挥部第22连，有六个排，男女各半。是按军队编制，每月有六元钱的津贴，供你买牙膏肥皂毛巾等日常最基本生活的需要。吃饭不要钱，当然饭菜伙食很差。工作就是开山放炮，挖土运石，劳动强度很大，不是特别恶劣的天气，天天是要出工的。
蒋一仁也去了三线，他被分在了16连，是商业系统的子弟，离我们连队有几公里，有时候我们可以见面，那时候星期日和大节日放假可以走动，出去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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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当时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人，那么多帅哥美女在一起，虽然挖土运土干着很重的体力活，也不觉得很苦，只是伙食差，油水少，总是容易饿。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45斤，女同志有时候还把他们的饭票给难同志，但菜太没有油水，总是嘴馋想吃东西。
吃的菜品种很单调，一吃南瓜就连吃十几天甚至个多月，吃冬瓜一吃也是个把月，有时候出得时间长了，大家互相调侃就出笑话，小段子，顺口溜层出不穷。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啰嘿啰嘿
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啰嘿啰嘿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啰嘿啰嘿
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嘿啰嘿
干稻草那个软又黄啰嘿啰嘿
金丝被那个盖身上啰嘿啰嘿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啰嘿啰嘿
心里暖洋洋暖洋洋嘿啰嘿
这个歌为基础原型，我们天天唱这个歌的改编歌曲，只是把其中的南瓜改成了、冬瓜、土豆、丝瓜、红薯、凉薯、腌酸菜等；这东西一吃就十天半个月的，吃得你晕头脑胀的。
基本上没有鱼肉吃的，但偶尔也吃过几次，那就是连队自己喂得12
猪长大达标了，宰了吃肉。一百五，六十人的连队，有些剩饭剩菜倒在两个大潲水缸里，这对于猪来说是算吃得很好了，所以我们连队里喂的猪比当地农民味的猪大多了，农民的猪更没有东西吃了，长得慢也长得小，他们看我们喂得猪都“啧啧”吐舌头。
我们虽然辛苦，也有6元钱的津贴，有机会，家里的亲人会托人送点东西来吃，如炒面，腊鱼腊肉，辣椒豆丝，腊香干等，用个大瓶子装了，计划省着吃也能吃是半月个把月的。但实际上女同志做得到，难同志很少能做得到。
有个叫屈先智的帅哥，我们玩得比较好，我拉二胡，他拉提琴，音乐爱好使我们气味相投。那时候，连队里有个好风气，就是年轻人好学，学画画，练唱歌，学跳舞，学讲相声，拉二胡，拉提琴，也有学习读书写诗词的。这里面学读书写诗的后来都读了大学了，都发展的比较好。其他这些爱好成气候的很少，我们这里面的沙洋，李平那种情况不多见，也有；搞文艺的考地方文艺团体的有，但很少。那种人比较优秀，毕竟是业余的，白天重体力劳动后，还要在清晨或者晚上坚持刻苦练习，也没有专门的老师教，能搞出点水平是很不容易的。到底是省城里人，这些业余爱好新气象还是非常可贵的，这也是长沙青年人的亮点，可以不客气的说，有这些文化艺术娱乐的人，代表了长沙业余届的水平。整个长铁分指挥部有二十多个连队，有两千多人。这些人大多数也在两年半后回长进城了。大家被分在自己父母单位的比较多，好单位下去的回来还是好，差单位下去的回来还是差；13
差距还蛮大。我其实可以回长沙北站去的，听黄南平父亲说，(他是在办公大楼工作的)，我的名字都到了北站的办公室。我的父亲不关心我这事，没有去问，也没有去申请大理。后来我问父亲，父亲说铁路是没有什么好工种，又累还危险，铁路是工作不好。父亲如果去争取要求应该可以让我去长沙北站工作的，铁路上工作肯定还是好些。因为后来铁路职工的子弟情况比我差的，甚至犯过错误判了刑的都可以入职工作；作为家属子弟一般都有这种优待政策。如果那样，我的生活轨迹又变了，经济上早期可能会要好些。
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他不懂工作性质好坏的选择。那时候我都懂得，固定资产越大，工作性质就越好工资待遇越高这个道理。
这时候妹妹巧云也正好毕业在家里待业，那时候下农村大运动还没有结束，中学生毕业还是多半下农村，妹妹身体不好，属于因病留城待业青年，按政策父亲退休就可以让她定职，父亲虽然有让我顶职的意向，我也不好要了；如果我要了妹妹就会没有工作，还得留在家里等居委会安排，那安排的工作就会很差，甚至是街办工厂。
我的情况是铁路修完前夕，我们父母的单位会给一些招工名额下达给连队，连队开会推荐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先下路，给父母的单位先准备安排工作。连队推荐上去了，到了北站办公室，黄南平的父亲看到了，告诉了我，我要父亲去催，去落实，父亲却没有去。后来得知是另外一个职工搞关系，把我的名额搞去了。父亲不知道这厉害关系，没有关心处理。当然我知道也要给领导讲点好话，起码你也要14
主动去问问，你毫不关心，我都没有去问，别人以为你不在乎呀！这种名额其实油水很大的，被推荐回城工作去向的有，有去北京读大学的，有去公安做警察的，都是一些比较好的单位。我可伶兮兮的，回城以后去生产资料公司做搬运工。里家里还很远，在现在的铁道学院那里，骑单车要两个多小时，每天不能回家，得住在单位仓库里，说是回城里了，但是没有回家里。
在长沙生产资料公司。我工作了两年。干的是搬运工，般运的货物是农业生产资料主要包括肥料。比如尿色、氨气。木材这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干起来很乏味。
回城参加工作后，明显的好出是有了工资收入，我们是按普工招工的，34.50元/月。这个不错。一些16岁参加工作的人有的18元/月，拿三年，待出师后升级29.50/月；各有所不同，大概相差5元左右。不过我们工作性质不好。名义上是叫作仓库堆码工，区别于搬运工，比搬运工好听些，搬运工几乎是最差性质的工作；这种堆码工的叫法对外来说有点心里安慰，不难听些。
其实我们就是仓库搬运工，只是地点固定些。农药；化肥、木棍、竹棍、木板、大木材等等。仓库位于砂子塘和铁道学院的中间。长沙生资公司仓库（生产资料仓库）距离城市中心比较远，大将都在单位吃午餐，我们住在北区较远地方的同志就住在仓库，只星期天回家。我们一共有30人被分配在那里，其中有两个女同志，一个性艾的喜好吃辣椒的和另外一个较胖的，他们两个专门做饭，他们不是修铁路这一拨的，他们那一拨有的做仓库保管员。我们修三线铁路这一拨的全部做堆码工。
我记得水泥、氨水和尿素搬运得多，还有个叫九二零（9.20）先进发明的药物。搬运这东西讨厌，邋遢，异味大，闻着难受；我们自嘲:不当人子，作孽。其他的货物也没有什么的，简单的劳动，也锻炼筋骨;只是离家里太远，不能每天回家，生活上不方便。
工作闲暇休息时候也好玩，我们都是年轻人，喜欢玩，玩军旗，象棋和扑克；有的玩乐器、读书。这读书的最聪明，最合算，后来有四个考上电大读书去了，也发展的好。他们是易卫平，康师傅大于我们一个戴眼镜的人、黄飞鱼，一个绿衣美女杨莎莎。
这几个人的父母都是素质比较高的，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教师。这个时候就看出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王八儿混蛋的。他们知道文化总还是有用的，社会总会需要的。
我们工人家庭的人愚昧些，我当时好奇，也不懂。应该是1976年的时候了，是第一次电大考试招生前夕。读书复习的那几个在谈报考林业学校，医学院什么的，其实可能是根据分数高低选择报考学校。我当时就是不懂这些东西，这就是我跟他们的家庭和那些人的差距。他们报考什么专业，选择什么学校怎么这么厉害咯。又没有学过林业知识，更难得学医学知识噻；以为考什么学校就要有什么专业知识，不知道就是考数理化，分数到达标准就能考进大学。不然我跟他们开始搞学习，顶多是慢一，两年肯定能考上电大的。那时候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我这个层次的人在当时可能还不少，懵懂的我在文化认识上还没有开窍，和家庭父母一起还在愚昧时期。
关于读电大，他们是属于最早的一批。那四人中间，杨米莎美女是公交系统的，考了一个什么好学校去了。易卫平晚点发迹，后来去了银行工作。康师傅以后搞了财会工作；黄飞鱼在公司搞工会工作。如果坚持学习，在正确轨道发展应该还大有前途。虽然是电大，但那时候大学生少，他们比现在一般大学的本科生还要稀缺，只要有个工作单位，他们就会很容易进入管理层当干部。他们一般不会在基层干多久的。
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虽然当时国家还落后，工作条件都不好。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们这一代，说不幸大家都不幸机会少，但还是有，就是读书考电大。虽然我没有参加考试，但我知道那时候的考试不会很难，专门认真的复习半年应该可以考上；我们那一拨还是名义是读了个高中，还是有点基础；不好的结果是晚一，两年考上大学而已。
就是在那以后的两年，尤其是主席逝世后的1977---1978年电大的考试越来越多，当然也越来越难，名额越来越俏，单位同意的脱产生更难，但自费生是可以的，考上你就可以去读，这应该比现在的高考还有容易些。
上面说了文化文明方面的事；接着也说说武功方面的事情。文化方面准确的讲，那些读大学的人是抢占了先机，他们真正的优势和益处还是多年以后慢慢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进入正轨了，科学文化知识越来越重要，文化人就吃香受益了。但在1977年那时候文化人还不很吃香。倒是有“武功”的人有市场些。
我们中有两个“武功”好的人在那段时间给我的印象深。
刘国华。个子高，1.76，上宽下窄，不算尖的三角脸，背为弓，肤色好，手长腿长，器宇轩昂。他是个“叫老壳”，喜欢讲狠，讲话总是占人上风，海里海气的，跟人起矛盾冲突时，总是摆个要打人的架势，但他又很少跟人打架，他总是把别人吓住了。你不跟他较劲的时候他人其实蛮好，文的也下棋，玩扑克，武的也扳手腕，喝酒抽烟，骂痞话，也不随意欺负老实人。这个鬼我们大家都喜欢他，也比较顺从他；他这气质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修来的，他没有什么文化，也是美女爱英雄；他谈恋爱时，曾经追一个性张的不是很漂亮的女同志，这女的和家里的父母都不中意；因为他外表长相确实一般。但是追求另一个蛮漂亮女同志时候，一追就上手。我们同事多数人多说，这可能搞不成器，后来见女方家长时，蛮好的很快就答应了。这当时在我们中间传为佳话，正宗的美女爱英雄了。其实也是男才女貌，刘国华他只是相貌不算好，人还是很能干，为人很不错的。
那时候人之间贫富悬殊也不大，结婚有单车手表缝纫机，家具就是四大件，五屉柜，大柜子，床和书桌。女方是两垫（垫絮）两盖（被子）或者四垫四盖。物资条件不重要，人能干强势霸道反而可贵些。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何况刘还很正气。
但现在肯定不行，谈恋爱，作为男方，你文凭，房子和车子没有，你和女方见面都不莫想。
李铁四，在家里排行第四；他的小名就叫老四；玩的好的就叫他“老四鳖”，也是个“叫老壳”。人长得好，五官端正、发型好、肤色好，眼睛亮亮的。人不高，1.69米，背微弓。人聪明厉害，会审时度势。他下棋下我不赢，力气也没有我大，但他就是恶，霸气些。在气势是刘国华业稍微弱点。他真有点打人，你跟他起矛盾的时候，他很好察言观色，发觉你气馁，胆怯和躲避时，他会乘势攻击你，甚至动手打人。一次在仓库工作时候，有个外来人员讨厌，蛮凶。跟我们的一个年老的保管员在发货时，发生了冲突，骂得保管员不敢还嘴；在旁边的我们看了都气不过，也不好怎么帮忙。这个铁老四上去跟那人对峙了一会儿，忽的就是一拳打过去，出手蛮重，把那人打懵了。我们在傍边还有点担心，因为对方个头大些，可这铁老四丝毫不惧他。我们也乘势说那人你欺负老人不对。那人无奈，只得灰溜溜丧气的走了。过后我们垮老四胆大不怕祸。他说：“这还怕呀，我们这样多人，你们不会帮我的忙呀，”。他真灵泛，其实我们都想整那个人，只是不好怎么下手，那人也没有大错，只是骂人，轮不上打噻！
“骂有什么用咯，骂得天亮去呢！”那个矛盾冲突还真的就是他一拳解决问题了。
他是有蛮灵泛的。他喜欢下军旗，水平也还好；只有一点不好，他跟我下是输多赢少。他跟我是说话占上风，下棋居下风；所以我们心里总有点杠，我有点让他，但我不惧他。
有次在工作时候我们杠起了，什么原因我也不记得了，两人牛样的对峙着要打架了，四只眼睛瞪眼对视着；我没有他凶，但也不怕他。他做着要打的架势，见我眼神里没有妥协让步的意思，他那要打的手慢慢放下，收了回去。因为我力气大些，真打架他可能没有面子占的。这就是他的灵泛之处。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怕，不是怕他，怕他家里四个兄弟，其中有两个打架有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机务段的造反派中有名气。那时候文革将要结束，社会上“叫老壳”打架风气还有。总的来说我心里还是敬他的，对他谦卑些，别人都有点惧他，他让步是给了我面子，我知道他是凶些。他只是不想当场吃亏难看，真伤了他，我以后会吃亏，他那个兄弟个头大，有劲还蛮喜欢替他出头，我见过两次的。
当时社会还是能力和霸道上风点，文人和文凭的好处是在后面，起码是九十年代后才渐渐得到人们的尊敬和喜欢。
我的悲剧是身边很少有文化人，没有读书和看书的，看不到作业本或钢笔这类东西，一年有难得写几个字，领工资时候签个名字咯。搞业余爱好的倒是有些。如宋长庚吹笛子，屈先智拉提琴，这算高级点的，我拉二胡。下棋的多，下象棋，军旗，围棋。下象棋的最多。围棋只有我和屈先智下；就这原因我和他的关系比较密切。其实在修铁路的时候我就跟他下围棋了，他学得早些，我是去张启泽家里玩的时候学会的，跟启泽下过几次就跟他差不多了。跟先智下也是的，下过几次后就差不多了，而且我下得比较轻松。他讲究点打谱，看棋书搞；我是野路子，全凭感觉走，不是我下得好，是他打谱没有消化，因此往往我下棋还站上风些。
他父母是交通系统的干部，他们文明些，拉提琴可以看得出，提琴本身也贵，资料多，教材都是外国的，翻译过来的，成套的，规范些，花钱也多些。提琴起步比二胡难度大些，拉准音后，其指法，弓法都差不多。这弦乐其实都不好拉，难得学好；只是因为总价格还是算便宜，经济上大家容易接受；民间业余届玩这两种乐器的比较多。我其实是野生野长，自生自灭的野草；玩什么，学什么都是没有人教，没有同伴相随，有机会上手了就学起来的。拉胡琴是跟刘广华学的，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上学天天从他家门前过，见他父亲教他先是拉京胡，他父亲刘运生是北站文艺工宣队的，广华学了一段时间的京胡，他父亲说二胡好些，音域广，表现力强些，马上他又学啦二胡了。我看了有味道，想学但是没有胡琴啊，这时候好人在我身边出现了。我斜对面住家的祝承运叔叔帮助了我，就是祝红军的父亲，祝叔叔是我们上大垄那一带的武功高手，喜欢玩武术，个子大，人也帅气，是河南人，说得一口听的北方话。他跟我父亲有交往，但不多，他或许也认可我父亲的武功的原因；他对我兄长家忠很青睐，教家忠武功，是这样他和家忠经常在一起，我所以也跟祝叔叔熟悉。他听说我想学拉京胡玩，马上热情的说，我有把京胡，还不错的，你拿去玩咯。就这样我学习了拉京胡，没有想到时间不久，广华这里变了，他又开始学二胡了，我有点手足无措了，我没有二胡，学不成了。天无绝人之路呀！好玩的，凑巧的事情又来了。隔壁邻居谢家他家里的老大，大毛谢立楚他学过二胡，没有学成，有把二胡闲在家里；他家里的老三小毛谢立晋曾经想学无从下手，这二胡起步不容易，难得学，音色拉不好，拉出来难听，这是许多人学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早准备好，放在我隔壁墙上，挂了多年在等它的主人呢！
大毛听说我想学二胡，我拉了一阵子京胡，试试拉二胡也拉得简单的歌曲。大毛也高兴，就把二胡借给我玩。拉了一年半载的，也没有什么资料，居然也能拉出动听看歌曲，比较简单的咯；D调，F调,G调的曲子，二把以内马马虎虎可以拉得了。
想来可伶又好笑。我空手套白狼，不花一分钱学会了拉二胡，连擦二胡弓子马尾用的松香，都是在长沙北站车站上弄的，搞一块松香用得几年。那邻居祝叔叔的京胡，大毛谢立楚的二胡都是上天的安排，早就在那里等着他的主人去拿，去拥有和使用它。只是我不知道，只是时间没有到来而已。
也可伶，我随便学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基本的物资条件和师傅老师教，都是边看边学，几乎都是空手套白狼。如下象棋，围棋；就是后来读书拿到汉语言专业的文凭，我都没有花什么钱，几乎完全是自学。只是把资料和书籍买齐，在自考办买。当然晚上夜校去听课还是去了，这也花不了多少钱，记得多半是二十多元一门课程。
不是我舍不得花钱，是身边的人和我所处的环境没有那种人，所处的层次太底层，他们就是喝酒抽烟，结婚生子，穿衣吃饭和睡觉。我不可能凭空而出，无中生有的变成一个什么能人。
还说屈先智，他是我身边素质比较高的人，会下围棋，水平不怎么样，当时下围棋的人是比较少的，有点前卫的意思，下棋锻炼抽象思维，这种人比较聪明能干些。他拉提琴也可以的，在一般的文艺宣传队，拉歌曲伴唱没有一点问题，拉独奏曲不行，就是现在业余的拉独奏曲演奏的也不多，弦乐难得学好练成，要有老师教会要快得多。现在条件好了，花钱请老师教学到五、六级真的不会很难。但那时候的人光靠自学，在紧要问题上没有人指导启发是很难有突破的。所以真正学会学好二胡提琴的人，就是现在都不多。现在就是清华北大的高才生，能业余拉弦乐的也少。
这里说话有点绕，简单直说就是肯定大多数人都学得会，但要注意方法，花必要的钱，请老师教，会事半功倍；盲目乱搞如果学不会容易伤及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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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智是个不错的人，也是我心中比较乐意交往的人，其实我们互为欣赏，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但是一次我的任性，造成了我们的分道扬镳。
还是在生资公司，一次休息时在仓库我们下军旗玩，他在傍边观棋，那段时间我们之间关系有点冷淡，下棋时候，他故意逗我，向对方说棋害我；开始也没有当真，也不是赌钱，没有很介意。他见我不以为然，就加大力度的害我，他那人本也有点喜欢搞恶作剧的，要搞得我们下不成器似的，惹的我火来了。我“砰”的一下把棋桌向他身上掀起，连旗子带桌面砸在他身上，差点打架起来。他看我真动怒了，也有同事们拉着，也是他让着了点，终于没有打架成器。就这样我们变慢慢关系淡下去了。也是后来离开生资公司的时候，去向不同，我们分开了，如果还在同一个单位，我还是想跟他做朋友的，我们心里还是互为欣赏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遗憾的事，事与愿违的，面都不让你见了，这就是缘分吧。
易卫平也是个不错的人，身材修长，长脸发型好，白净帅气，洁身自好，自负，他特立独行，意识形态，政治动态等上层建筑的东西他比较关注，懂的多些。也不像我们多书同事一样抽烟喝酒，打牌下棋。他人也爱干净整洁，一部凤凰18的单车总是擦得铮亮铮亮的，其父母是干部教师那类素质比较好的人，有写日记的习惯；看书读报搞得多些，后来一遇上电大招生的事情，他马上复习学习，去参加了考试，考上电大了，拿了个文凭，以后就慢慢混好了，与我们分道扬镳，后来在街上遇见过，他说已经是在银行工作了。这也是缘分，如果跟他关系密切些，多了解他脑子里的那些东西，我早期读个电大也是可以的。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某个节点上，出现了机会，你平时那方面有些基础，泛指其实就是业余爱好和文化知识，这个机会就容易被你捕捉，你就会腾飞上一个台阶，完成一次飞跃。多有几次你就飞黄腾达了。
1975年底被分配在长沙生产资料公司，仓库堆码工保管员的有：屈先智、李铁四、刘国华、周琳、刘建民、宋长庚、贾键、杨米莎，刘建民女的贾键杨米莎任保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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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们被转入长沙市食杂果品公司。我们修完铁路回长后，在安置问题上是政府兜了底，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一个仓库安置30多个年轻人，做堆码工，不伦不类的，仓库里和我们也不好相处，搞搬运的本来是临时工的事，搬运工有事来，无事走。我们在这里做，也是正式工，互相影响大，都很不安心的，闲的时候长了也容易闹事，有时候偶尔打架也不是偶然的。有那暗示和感觉是暂时性质的。食杂果品公司是商业部门，主要是把我们安排在城里的集体性质的水果店里做营业员。长沙有十多个水果店，每个点安排一两个，正好把我们安置了。这也是不得已二为之的事情；政府也不可能把我们二这些，二十多岁正是出力时候的年轻人回头又踢向社会，总感觉是不得已二为之的敷衍着我们的工作。因为看得出，水果店也不是蛮需要我们。
这些水果店，分散在长沙市里主要城区里面，我们这才算是真正进城了，比较的安心了。当时的水果店有。新芳水果店，宗云水果店，天心水果店，东塘水果店，河西水果店，二马路水果店，红色电影院水果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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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的志向，资质如果实在平庸，在水果店工作其实还是可以的，那时国家就是那个状况，生产资料，固定资产薄弱，贫乏，都好不到哪里去。做学徒的还有18元工资的，我们那时二十三、四岁，算普工（没有技术含量，年纪大点的青年工人）34.5元/月，算二级工资，上级是39.5元/月，可见当时的工资差别不大。就这样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也可以了。有些优秀点，条件好点的就是这样过来的，二十四，五的年纪开始结婚。如宋广南，当兵回来的，市广播电视局的，党员，他爱人小范税务局的，党员，他们结婚还要党组织调查同意。帅哥美女的，都长的好。刘广华，一个军工厂子的，有能力，人强悍，胆大；女方也是车间里比较漂亮的人。我身边有这么一拨人，他们是混得比较好，起码我是羡慕的人，他们结婚成家了。不知道是不是偶然和有普遍性。但这些人，后来反而发展还差些，是他们有犹豫性，舒适些，放弃了奋斗拼搏了。
隔三年，我们二十七，八的人有点老大难的味道了，也开始恋爱结婚，不过都有匆忙，将就和不得已的味道。如张启泽，黄南平他们，他们单位都比较好，在铁路上，交流中有这样的感觉，对对方不蛮赞赏。其实这时大家都不是二十出头时的帅哥美女了，看对方都不顺眼了，没有想自己也不帅了。说真的有点好笑，我那时自己一年镜子都难得照几回，自己到底帅不帅还不知道，只是在总的方面来说，觉得自己不好，各方面条件比较差点，但心里还是有一股不甘心，不服输的心性，总觉得有机会我也会做得好。
26这点其实可贵，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虽然总是来得迟了，但一有机会我抓住了，就会使我进步或者上一个台阶。
在天心水果店，我被分配搞搬运，管店子里小型的进货，大批进货如苹果，梨子和西瓜等是有汽车送来的。如蜜饯，瓜子，糖果，罐头，香烟等小型的货物我去采购进来，多半是在公司内部的仓库去拖货，有时去外单位用户委购买，不用现金的。其实这个工作好，每天拖完了货物，可以下班回家，没有货物就呆在店子休息。
做搬运工就是说起来不好听，年轻人好面子，心里就是不舒服。这时候要有个智者在身边提醒指导我就好，利用这个时间搞学习读书真是好呀，考试电大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是在1978年吧。当时我经常在商店的二楼上休息，那里学习看书真好；我只是有时拉二胡玩，二胡我是断断续续的拉着玩的。我也是没有人教，不然我二胡也可以拉出个比较好水平，因为上班时间做私活是很投入的，容易出效果，这是个蛮受用的好事情，后来的生活工作当中也有好处的。
在天心阁水果点这段时间其实蛮好的。在水果点刚开始还是有点怕，电子里都是吃的，纪律是不准出的，实际是哪有不吃的咯！猫儿不吃咸鱼，虫儿不吃菜吧。不久熟悉了规矩也就随便了，想吃就吃，只是尽量背着人点，尤其是不要挡着领导和顾客的面吃，贵重的不要吃咯。这也是前世修来的福份。在店子外面，哪个人也不是水果梨子随便有吃的。
27我们有种特权蛮好使的；处理水果，好点的教烂水果，差点叫削水果（削去烂的部分）。卖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一到两毛钱一斤，只是看相差点，味道还好些，只是不能存放，当天要吃了才好。这些刚处理的苹果梨子有的还蛮好，我们内部可以优先买，有时候多了就对外面买。我们商店傍边单位的熟人就优先点买。
就这个特权我们跟傍边许多人关系都比较好。这时候我犯“错误”了，开始“腐败”了
医院里，我们给医生买些送些这样的水果，这些医生就对我们好，我们想要什么药他就开给你，有些中成药吃了补人的，我们就去医院看病买药，那时候药费是免费报销的，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过分了超标了，领导发现了你这猫腻还是要受处分的。
水果店的对面，当时的长途汽车东站的北边，有个街道办的米粉点，那里的人跟我们熟悉，也是水果优惠卖给他们的关系，，我们常在哪里吃早餐，米粉光头的，也叫阳春面，8分钱一碗。肉丝的贵几分钱。我们买的比普通顾客就好多了，油水厚，码子足，吃了一个叫爽呀。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哈哈。当官有当官的乐，小民也总有点“特权”的时候。
28我店子隔壁是个饮食公司的店子，卖烧饼油条的。店里有个叫彭丹的女服务员，长得好，漂亮眼睛大大的，说话温和带有气声唱法似的，背有点弓，除此外我找不到她哪里不美了；标准可能有不同，但起码表示了漂亮的程度。她的恋爱史有点悲催。曾经恋爱，她不喜欢男方，挂了藤（电话打完了，把电话挂回去，意思是结束了）。男方不肯罢休，用刀划伤了她漂亮的脸蛋，脸靠耳朵傍，留下了四，五公分的刀痕。
我们是邻居，关系密切，“业务”往来也多，我们开始“腐败”了。她也喜欢跟说话。我卖他处理苹果，她就做她拿手好戏；做油饼，千层饼，专门定做给我吃。好材料，好馅子的，又有火热的情趣，还笑嘻嘻的送给我吃，平价卖给我咯。很便宜，5分还是一角，不记得了。我们这种腐败是公买公卖，不是不花钱哦。她是专门做白案的，心灵手巧的，蠢点的做下手，她人也比较聪明。
我有吃有美女陪着的，那段时光蛮愉快的。
她是比较可爱，说话也有点调皮，但在我面前也占不了上风，说不过我。
我们的关系维持了比较长的时间，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直到我离开这个店子。
她们店里的同事和我们店里的同事，看见我们关系好密切，以为我们好上了，其实没有，我心里觉得配不上她，总没有勇气，怕一旦表白就失去了她，所以我总憋着，不说心里的那个字“爱”。我这人就是有点蠢，我内向，我内心里性格倔强，外面又客观偏向保守的性格不好，因为有些事情我通过努力办得到的事情，而我没有去做。我觉得自己条件差了，就不想让对方吃亏，自己也胜算不大；我讨厌别人勉强我，所以我不想勉强别人为我做事情。其实我主动出击的时候，有许多事情我是做成功了的。
人一生要有计划，有目标，就像远航的行船。方向正确，努力前行，速度快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停的前进，没有力气了，休息休息，缓过劲了，有力气了，你就慢慢使出来，朝着前方，前进，前进，你就总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就怕找不着方向，乱折腾，哪怕你一时飞得很高，跑得很快，也会摔下来，也会跑岔道，甚至往回转。
我年轻就是在这种状态，不知道要往哪里跑，不知道要往何处去。就是遵义会议以前的状态。
29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调换工作去了光华织布厂。单位书记的一个熟人的子弟陈建民，比我还小两岁，在光华织布成做抱保钳工，在当时的手帕车间修织布机的。他怕累，在那里搞烦了，正在了不得难，想出苦海求解放呢，遇上我这个傻子，我跟他调换了工作。我水果店的工作其实对于没有理想抱负，只求生活安逸的人来说，是蛮好的，不累，还有吃有喝的。只是没有技术性，不能凭借技术，展示才华，拼搏努力攀登高峰。所以我向往当正式的工人，有技术的工作；想去认真努力的学习。
哪里知道我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真正亏大了，做不得声呀。父母也不管你，父亲不管，他也不知道搞什么好，也没有去实地去织布厂去看，就是我事前都没有看；只是想，那里有几百号人，年轻人多热闹，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竞争，有能力的人就能使出来，能发光发热。第一次去那个鬼厂子，在厂子的围墙外面就听到那“啪啪，啪啪”的噪声，进厂子大门后声音就更大了，真正是热火朝天呀！
进光华织布厂后不久，我后悔了，但这样有什么用，自己的选择，没有人要你去的，打脱牙麦往肚子里吞呀！
不过刚开始只是感觉不妙，以为通过学技术，练好本领做出成绩就会出人头地的，毕竟有三，四百号人竞争，我总觉得我是有点能力的人，干什么事情不会比别人差。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怎么来的这个自信呢？后来才渐渐清楚，是我没有走进生活的激流，没有在生活中、学习中、政治上遇到挑战，除非扳手腕有点劲，其他方面我还稚嫩得很哟！
工作进长沙火车北站被人阴了一下。这里换工作由水果店“掉到”光华织布厂又被人使了一下跘子，这时候人还冇“醒”呢！
织布厂的工资环境真差，甚至说是恶劣。我把它比作是一次工业革命的场景。主要是噪音，噪音高达60分贝，在里面工作耳朵里面要塞棉花，否则耳朵受伤害，会搞聋的。工人们说活手要做个小喇叭，贴近对方的耳朵大声的说话，才能进行交流。这对工人的身心健康是有较大伤害的，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人很难受的，因此纺织系统的工人退休是比较早的身体差的四十多就可以病退了，虽然工资不高，有机会大家都想早早退休的。
30我在手帕车间搞了不到一年，出来了；被调往发电间去发电。那时候，国家还不发达，电力比较紧张，我们厂里任务也重，我们做的手帕利润很薄，但销量还好；大部分是销往香港外商。
工作制是四班三运转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生产，热火朝天，干劲冲天的。生产设备落后，耗电量大，计划电量根本不够，所以我们主要是自己发电。发电师傅要一个轮班替换的，就把我掉去发电了。这又是米箩筐掉进了糠箩筐，发电间的噪声还大些，有70分贝。但有点稍好的情况，就是不必总呆在发电间里面，可以在外面呆着，只要常进去观看电表，数据正常，发电机正常运转就行。
我是在水上漂流的树叶，我是在风中被吹卷的花絮，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不知道会飘向何方，我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茫然无措，我困惑，我疲惫，我一天天的不快乐起来。
生活中毕竟有苦水也有美酒，看你怎么样去追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生活中也总有一份属于你的快乐。
1984，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变革，喊出了新口号，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这一方针，以后的党章都规定了干部队伍“四化”方针。
年初我们厂里工人已经开始了搞文化补习，鼓励职工业余学习提高文化知识，厂里内部工会干部在会堂里上大课，主要是学语文，数学。也鼓励到外面的夜校去学习，考试好的有奖励；年终评比给你个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发大红奖状表扬。厂里也开始送人去电大学习；表现好的，领导爱的，有个“刘大学”被送去了读电大，是经过单位同意的，报销学费的。
31我当时只是补习基础文化知识，数学是厂里的工会干部粟三龙忠点抓管的，一次纺织公司里组织个人去考试数学，派了十几个人去，我在其中。结果考试得都不蛮好，只有我一个人刚刚60分及格了，，那种考试不很难，但不弄假，很真实。
回来后，工会干部粟三龙蛮高兴，年底总结评比时候给了我奖状和礼品，虽然是几块钱的事情，但我心里好高兴，快三十的人了，就这样在公众场合露了一把小脸。这对别人不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蛮重要，在公平竞争的场合，证明我不蠢，智力还可以，基础文化还不差；树立了我人生的一点信心。
好事成双，有些事情是接二连三出现的，国家的政策也有它的连贯性；就是“四化”方针在加强推行，全国许多厂矿企业在搞干部考核，通过考试文化知识，提拔年轻干部。
我们厂里也小打小闹的搞了一把。张贴海报宣布，考试录取管理干部。考试政治，语文，数学三课，按总分高低，录取三名管理人员。提前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下厂里热闹开锅了。这在外面厂里是开天荒的事情。这以前的干部管理人员，是劳动积极分子，劳动模范，政治思想好的，革命精神强的，加上隐蔽的熟人关系；这样的人才能当干部和管理人的。全厂四百好人，没有一个大学生，只有一个技术科的左玉龙，是现在电影演员左小青的叔叔，是老三届的中专文化，他担任了技术科长。厂子级别低，那时候是叫作技术股股长。开玩笑我们就叫他“鼓掌，鼓掌”。
32能凭着考试能脱离繁重辛苦的一线工作，可以去吃“吊手饭”，即不劳动有饭吃的意思。这是普通工人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呀。我开始复习，准备参加开始争取争取。当时厂里文化基础比较好的，就是老三届的中专生，新近的是十年学生制下面的高中生，初中生基础扎实的其实也有竞争力，因为数学是考的初中的东西。
这个诱惑大，我也是拼命使劲的搞了，搞得人晕头发滚的，中间有段时间走访报考的同事，去潘明慧家里玩了一趟，也是交流和互相了解情况。她家境比较好，女同志也爱整洁，她人也漂亮，是厂里的“厂花”。我把他比作“李清照”，是漂亮，身材也好。智力肯定是比较好的那种人。这种人在教育制度正常情况下，通过考试生大学读个硕士以上的学位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知道我是不如她的。我比较懒散，干什么事情都没有劲；容易满足，有点进步，有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进停滞不前了。只是在内外部压力不断增大的时候，才迎接挑战，一旦接战，我就不轻易退却了。“不轻易退却”是我的优点，慢起步是的弱点。后来我在生活中经过拼搏，得到一些收获都是慢起步晚成功这个模式。潘明慧她真是干一行，像一行；总比别人干得好。她干过厂里的许多工种，纡子车间，织布车间，整理车间，都是搞得质量好，产量高。这些生产情况都是每天有记录的，这人就是心灵手巧。像这样的人，我们厂子里女工有四，五个这样的人，他们干什么都干得好，干新工作马上就可以领先别人。男职工也有几个这样的人。后来搞下海，下岗的潮流来了，这几个人走了，厂子就基本上垮了。
还说这潘明慧，那天晚上通过交流，知道关于学习问题，她说她也很累，有些吃不消，人快感冒了。我也是处于要感冒不感冒的状态。后来再了解，有好几个人真的弄病了，感冒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平常不学习，基础本来都薄弱，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带学习的，能掌握多少东西呢？那个状态下，想要考试出好成绩，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的。
一个多月后，按规定时间开始了考试，是在厂子里车库的楼上，真正报考的只有二十多个人。大多数人，因为基础差，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希望，就没有参加考试。
考试后，第二天公布成绩，第一名“张海忠”。我站在传达室门前看着那红榜，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真的吗”，心里还在那里嘀咕。掐掐手指甲，还痛，是真的。当时我心里高兴极了。
四百人的厂子里，管他是个什么考试，能搞个第一名，都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噻。
没有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是不知道普通一线工人劳作的辛苦的；每天重复着简单劳动，一件又一件，一个又有个的产品每天按计划做着，就是数数都难得数。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不知道何日是个头。如果能脱离这困境谁不高兴呢！
这次考试录取了三个人，依次是张海忠，潘明慧，刘洋。紧挨着我后面的潘明慧总分只差我3分。
接着不久我们被调整工作，调往了新的工作岗位，我去了厂部财会室，担任出纳员；潘明慧和刘洋也脱产被安置在车间搞管理工作。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我们这场考试是“四化”方针的余波辐射到末端企业的真是反应。
进财务室后，我担任出纳员工作。杨帆当时是出纳，搞烦了她想下来搞会计，说会计工作能学东西些。我是新手，搞出纳容易上手；我什么都不懂，就走马上任了。
上去了才知道，出纳主要是搞外勤，跑腿的事情多，跟现金打交道多；在内部就是搞报销现金的琐碎工作，跟人直接交道多，钱不能少报销出去一分钱，多报销出去了你就得贴了。你贴钱了还不敢做声，那也交不了差的；还得自己慢慢检查把账面做好，退不退钱还是另外一会事情了。
嗨！脱产了，吃吊手饭了。比在一线满手油腻，跟机器和噪声打交道好多了。每天提着公文大皮袋跑进跑出的，象个人模样了咯。对于财务知识我一无所知，这得赶快学，我马上在外面的夜校报了会计班学习；学习《会计原理》。这相当于后来自考学习的6学分，因为是初学，又是业余时间，学起来也费力；我不敢怠慢，不容有失的。现在我身份不同了，是厂里的“状元”了，压力就是动力，通过努力学习基本掌握了一些财务知识；其中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让我受益匪浅。我们财务室的负责人曹艳明，中专财会专业的老三届的一个大姐。业务能力强，待人也热情；学历也好，经验也好，她在这个职位上，厂子内部有着无人替代的资格。
财务室有曹会计，杨帆和，陈建明和刘英，加上我总共5人。我是掉在了花园里，他们都是女的，我一个人是男子汉大丈夫。
初逢好相见，久住难为情。刚进去一段时间还好，不久也觉得冇味了。业务上我是不行的，文化上我是“状元”，我这个状元是人们调侃时喊着玩的，那个真把你当回事咯。只要是跑腿的事情，我责无旁贷，脏活累活你男同志不干要弱女子干呀！
干也是应该干，干多了疲倦了也烦躁。我这人没有什么城府，心里藏不住秘密，为人处世的经验，文人官场上的潜规则，鬼才懂呢！王熙凤的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明似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我拜她做师傅还差不多，有她传授我一星半点的，比如就是上面这两句秘诀，我还可以在官场上玩一，二个回合。可惜我不懂，历史没有假设。我的官场光荣史其结局如何，不言可知了。
不做事有钱拿，你会抢着去干；少做事多拿钱，你会争着去干；多做事少拿钱，傻子才会去干。我不是傻子，所以多做事，少拿钱的事我不干。但人有时候是要作傻装呆的，不然你会吃亏。
孙膑装傻作呆吃屎躲过性命之忧，终杀庞涓于大树下。我们生活中工作上冲突不定会那么激烈，但小痛长痛是常常会围绕着你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工作就是工作，不要想得那么复杂，”不，这是忽悠人，这是老板说的话。做事拿不到钱的都有呢。
在年终评奖的时候，由于利益的关系，大家开始使暗尽，显神通，耍花枪，浑身解数使出来了。我一个懵懂鬼糊里糊涂的完败收场。我们财会室曹大姐，大哥大的是第一。没有争议的一等奖。第二杨帆也没有争议；杨帆也是漂亮能干性格好，还灵泛聪明，厂长王明喜都喜欢她，老是逗她玩；如果学历高点，曹会计都会被她挤下去。
第三名，刘英，身体不好，不能外出，不不温不火的，裙带关系进来的，做事也可以；裙带关系的厉害我也略知一，二不惹她；她得了个第四。哎呀！不行，该争一争了；谁愿意做末名，谁愿意垫底咯。快倒地下了还不挣扎动弹一下吧。
第四名，陈新明。评陈新明的时候，好像我不是这个屋里的人，财会室他们四个人小声的说着话，轻声拟议着第四名。不时的用眼睛瞟我一下，示意说“你看呢”，没有意见就散会啦。他们平时的友好甜蜜的微笑没有了，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我顿时觉得这些人好陌生。即算个我个末名也安慰安慰噻，什么累还是累了，名额有限，你毕竟是新手，业务能力还是差点。
我不甘心，刚想发作，戏剧表演开始啦。陈新明“哇”的哭出来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轻轻的抽泣，抽泣一下，望大家一下，抽泣一下又望大家一下；评定她第四的时候，刚刚停下，见我要抗争发作，她马上“哇”的哭出声来。我也是不懂事，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懂吗，让一下多好。来日方长的。只要我一点头认可他们，马上就会恢复常态，那遥远的甜蜜微笑就会来到身边。
抗争是无济于事的，我当时没有忍住，大声的争辩了几句，讲话也生硬，曹会计委婉的说了我几句，但脸上有不快意之色。她心里在说：刚来财务室的第一年，你就不停听招呼，那你以后就好自为之吧。我进财务室是可进可不进的，人合适多一个人，事情分成五个人做都轻松些。有个男子汉跑腿也好，出力的事情，累点的事情男同志做合适些。也是为了响应落实上级“四化”方针国策大计，要做做样子的，也搞了一年。就路归路，桥是桥的；没有把我这个“状元”当回事了。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就被踢下了楼（管理层在二楼办公），撵下了车。
我办公室隔壁东头是销售科，他们跟我财会室关系最为密切。我进财务室后不久，销售科也来了新人。他是上天安排来欺负我的，是来磨炼我的心智，丰富我的人生，调整我人生前进的轨迹。
他叫刘觉能，1.76的高个人，弓背，脸庞小，五官不明显，或者说脸是不知道长了些什么五官，给人感觉不明显，不好看，看了有点不舒服。他母亲是个街道上的书记，在基层来说是蛮有权利的。那是后，留城的，待业的青年要居委会（现在的社区）推荐安排工作。比现在街道社区劳动保障站的权利还大，那时候是真正安排工作，工资差别又不大，给你个饭碗就是饭碗，你不犯错误就可以干下去，不会再失业了；给你分配个好单位国企央企的真是个天大的人情，所以街道书记权利很大。现在的街道书记也不错，是政府的前沿阵地，贯彻实施政府于民众具体的工作，小权利小利益不少的。
他还有好身份，他是厂子王明喜的徒弟。所以一有机会，刘觉能调到楼上来，去销售科工作是顺理成章，不令人意外的事情了。这个人灵泛，厉害，喜欢搞恶作剧的。在车间工作时候欺负女工，把单车车胎扎坏，在换衣柜里房脏东西，那个女工跟他过去去，他就是这样恶作剧的害你，胆大妄为的。他有点象高俅。
工作的关系，他经常到我这里来领付委，付款委托书，单位之间买东西的付款凭证。
他工作不久，就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在我这里领付委的时候是要登记签名的，他把登记本上面的签名给涂掉了；这他是用了心机的，你可能问，为什么不把登记本偷去扔了，或者是把登记的那页撕去烧了，这样不更好，完全的毁灭罪证。
其实不然，那不行的，那个付伟登记本是天天要用的，所有厂子里的业务人员，只要是买东西都要登记在这本子上的。如果偷了本子或者撕坏了马上就会发现的。
他这个胆大得有点蠢的东西，用付委犯罪买了一个彩色大电视，一个比较好的收录机。花了六，七千元钱。当时我们的工资是39.50/月。这个数额在当时有蛮大，这犯罪肯定是要判刑的。
月底对账时候，这大金额不对，马是就查出来了。这不得了，这可能也是我厂子里开天荒的事情，没有听说过，那个销售员有这大胆妄为，有这样蠢。
马是报案立案，浏阳河派出所就来人了。所有近期领过付委的人，尤其是那个买彩电，录音机前后付伟的领取人，被盘查审问，这些替单位买过物资的人，一个都被搞得灰头土脸的。
最倒霉的当然还是我，在案子么有破获之前，我是最大的第一嫌疑人，因为我是发放付委的人。
我马上被软禁了，把我软禁在三楼保卫科办公室；每天有派出所的户籍警察看住我，户籍轮班审查我，头有一，两天差得凶，逼问得厉害。第三天就问得不紧了。我间接的听到消息说，近段时间刘觉能家里买了大彩电和录音机。我马上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了，是他这个蠢东西犯罪了。那时候我们的工资是39.50/月，六，七千元的消费你那里来的钱哦。那时人们奋斗富裕的口号是要做“万元户”。贪污万元，有的要判重刑或者死刑的。退赃的判得轻点。
我就对户籍说了这情况，我说肯定是他，我是无辜的。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放松对我的看管，软禁这我，我不能回家。这是1985.01.04/月前后几天的事情。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的文儿是这天出生的。我可爱聪明的文儿出生，我不能前往看视照顾他和妻子德霞，心里好难过啊！这么个大喜事被这个刘蠢货害了，破坏了。我不能回去照料妻儿，德霞伤心，岳母很生气；不断的询问厂里的同志和领导。厂里领导的答复是：近来工作很忙，有要紧的事，要加班暂时不能回家。时间长了，虽然有点疑惑，但是一时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真相。儿子出世，头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取名字。德霞托信来问我给儿子取什么名字；我马上回答叫“张文”。怎么这样样快，原来我早已在这里等着了。我们这文革的一代总的功过是非我不去评论，小民百姓真的搞不清楚这些东西。但我的感受是，在社会生活风气方面不好，造反派的口号是“要文攻，不要武斗”；但实际是是既文攻又武斗。打，砸，抢的事情我也见过几次，也不多；但社会上许多人都说见过，都说乱得厉害，后来搞军管会这就是证明说乱得很厉害，政府已经管不住了，因为公检法部门被冲击，已经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了。196---1968年时“工联和“高师”（工人造反派组织和大学学生组织保皇派）的武斗闹得凶，已经是用抢互射，用手榴弹炸了。我记得我们宿舍一天晚上被扔了手榴弹，把门前的水沟给炸裂了。我们的一个邻居符义胜，空军复原军人，是高师派的，与“六号门”的搬运工组织打仗，他的脚被子弹打伤了。我那时十二，三岁，有参加了机务段的一个“小铁牛站团”造反派组织，是铁路造反派组织下面的一个分支。那时的人们，有几十个人民群众，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想搞个什么组织，往大的造反派组织或者是保皇派组织说一声挂靠他们，自己做一个旗帜就可以成立个组织。然后去公共场所，政府部门，机关学校有办公室，教室的地方，租借或者是占用，挂个牌子就可以，就算是成立了一个组织。而那些大组织是希望发展和壮大组织也是无不应允的。那些机关和学校多少是不敢拒绝的，不然我们就造他们的反，就说他不是革命派。我们小铁牛战团人员，大的有二十几岁，我可能是最小的了，再小也太不像话了。社会上搞武斗，常有打群架的事情发生，我们民间也是打架的多，邻居小孩，学校里的男同学打架的比较多。我年纪小不懂事，在同龄人中我比较有力气，我打架也比较多。打架逞一时之气，其结果都不好，对输赢双方都有伤害。这是很明确的，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就不改呢！这个问题我思考了许多年，感觉不对，要慢慢改，我进厂子里的两次考试也说明我是在慢慢的改变；所以我现在面临给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冲口而出的说了叫“张文”。这可能是最快取名字给儿子了，如果这个不算快，那后面的“言儿”名字是绝对算得上的，因为他还没有出师我就这样想好了。语言和文言文的意思，就是希望他们学文化。心里有愿望，一有时机就容易抓住，我学习的时机来得晚了些，但当天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果然抓住了他，这就是我的一贵人，叫刘胜宇，他引导我开始了自考大学的学习。
前后不到十天，刘觉能盗买案破了，我才被解除软禁；期间被户籍无理的责怪，非礼的盘问。尝试到了人失去自由，在野蛮高压之下伤害的痛苦。使我学会了在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时，学会了忍让和退步。本性我是倔犟的，妥协我也学会了一点。这使我后来的人生比较平缓进步，一有机会我抓住了不轻易放弃，因为我获得的机会少，来得晚，觉得机会的难得呀！人比较有韧劲了。
案子搞破，我也获得了自由，被“无罪释放”，其实是个很简单的经济盗买案，根本不要多长时间破案的。但因为有阻力，所以拖了上十天。浏阳河派出所的所长跟街道书记关系从来都是密切的，这是从工作关系上来来说，两个并行的地方上有实际权利的行政机构，是政府的前沿阵地。他们有私交就关系更密切了。
再则是厂长王明喜的关门徒弟，明面上王不会袒护刘，但心里总还是不忍也不会伤还刘的，袒护保护他的犯罪没有，我没有证据不好说。但后来对刘的判决是两年刑期，还是“内判”。我被软禁的时候，那户籍说：你这是重案，要十年徒刑。我当时也怕也不怕，不怕是知道显然是这刘觉能犯罪了，怕的是硬要冤枉判刑我也没有办法了。厂子里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人说，有的是直接对我说：是有关系呢，要是判你，起码十年徒刑咯。
这事情过后不久，王明喜和曹会计他们觉得我也总有点失职错误的，象个没有事的人，也说不过去。
一天曹会计说：是这样，厂里的工种随便你选，你也多次说过想去电工班，你去搞电工好吗？
这我马上答应了，这次财务事件，心里虽然憋屈，我是受了冤枉气，但我不是吃菜的虫，那地方不适合我呆的，这点我心里很明白。就这样我来到了电工班，“吊儿郎当”的电工，是那时的说法，电工是比较自由又有技术的工种，在没有一点“关系”的情况下，搞这个工种是不容易的。
1962----1968长沙铁路局小学长铁二小读书
刘老师，贾键吴主任何进何叶大周校长朱昌奇医疗所朱香兰马德忠，花荣生鲁老师王秀林，吴佩齐，刘新民，刘小粤
1969-----1970长沙十八中读初中
三班菜老师陈老师我班陈自林体育老师，复原军人
1971------1973长沙第十中学读高中
老师语文蔡记球胡旭初、黄天柱老师化学欧阳语文老师，谭校长儿子，杨天柱，龙岳华、彭建华、陈基、瞿小沙、王军、黄伟天、冯毅，黄伟
1973.5月去三线修铁路
屈先智张启泽张绪平易卫平张曼平，吴钟铎，许小旭，伊向力。1975.10月修完湘黔枝柳铁路回长沙
1975年底被分配在长沙生产资料公司，仓库搬运工
屈先智、李铁四、刘国华、周琳、刘建民、陈长庚、贾键、杨米莎1978长沙日杂公司水果店营业员刘国华、李铁四、刘建民、周琳、张卫国，鲁小娣，彭丹
1983长沙光华织布厂保钳工电工王平，励继强、罗振飞、王新四、朱跃华，罗勇刘振宇，潘明慧，刘洋，易细安，
1984财会室出纳曹艳明王明细，朱正韩王莎莎，
1985底电工班电工
2001下岗失业
2002.1在长沙市公开招聘进东屯渡荷花园社区劳动保障站搞再15
就业专干兼任低保专干何大妈罗和平，朱美平、彭翠莲，彭灵芝、龙启明、黄亚谋、汤华勇、贺东何浩